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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核电停建逾两年 千亿投资梦中断
摘要：彭泽核电停建逾两年 千亿投资梦中断
曾经人声鼎沸、万人会战的大工地，如今一片寂静。从江西九江通往彭泽核电的彭湖高速公路(行情 专区)上，几无车辆。
这片厂区西北方挨着烟波浩淼的长江，东南方临着雾气朦胧的太泊湖。厂址上原有的帽子山已经在此前的万人大会战中被夷为平地。由于工程无法持续，已经修建的混凝土站和沿江码头只有闲置维护，平整的地面上也已长满了青草。如果不是地面中央所插的一块“一号核岛”所在地的蓝色标牌，以及远处依稀可辨的铸铁围栏，你可能不会将这片荒草地与精密复杂的核电站相关联。
理想厂址
在带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参观这块荒草地时，核电站项目部留守的工作人员眼神中无不透露出一丝惋惜。早在1982年国家启动的全国核电厂址普选工作中，帽子山厂址就从众多的厂址中脱颖而出。因为这里地质、地壳稳定，远离地质断裂带，厂址附近取水天然条件和大气扩散条件好，交通运输方便，人口密度低，外部条件比较简单，被核电专家认定为“不可多得的内陆核电理想厂址”之一。
但是，这块地处内陆的核电“风水宝地”一直没有等到真正“风生水起”的一天。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我国决定在经济发展领先的江浙一带和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核电。1984年，我国内地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破土动工。几十年过去，昔日相对贫穷落后的秦山核电所在的浙江省海盐县已经是全国综合(行情 专区)实力百强县，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高达301亿元，而彭泽发展至今的年财政收入还不到1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也刚达到海盐的六分之一。
当几年前准备兴修彭泽核电时，预计核电站预期总投资将达到1000亿元，会成为江西省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所以彭泽人也开始期盼实现自己的“核电梦”。
彭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方柏生向本报回忆说，在三年前的核电前期准备工程的建设期，每天在现场经常性施工的有数千人，这对马当这个只有3000名常住居民的地方意味着巨大的服务业需求。那时候，马当镇上新增的餐饮业有50多家，新增的住宿业有30多家；感觉到当地经济会有飞速发展，还有开发商计划投资建设2家三星级的宾馆。但随着国家叫停内陆核电，这些服务业项目也随之停滞。
确如方柏生所言，本报记者在马当镇走访时也发现，很多挂着饭馆、旅店招牌的沿街铺面都落下了卷帘门。有限的开放铺面内，人们聚在一起闲谈着，似乎在感慨昔日的繁华太过短暂。
维护压力
停建对于县财政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归属地方的每年5000余万元的建安税就此打了水漂。再加上前期投资公路等所承担的负债，方柏生不讳言，核电停建后县财政已经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同样面临财务压力的当然还有核电业主自身。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宏生对本报记者说，整个彭泽核电项目目前已经投入了近30亿元，尽管项目现在停了，但每年的财务费用还在1个亿左右，停工的搅拌站、码头等设备一年的维护费用也近2000万元。
“现在公司运行经费通过股东资本金和中电投集团的委托贷款，所以每一分钱都用得很谨慎。”郝宏生说。
而江西核电当前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坚定职工信心。建设最高峰时，江西核电通过竞聘引来了一批核电精英，但目前的状况却限制了这些人员的成长和才能施展。
为不影响员工士气、防止人员流失，企业不断安排员工到海阳核电、红沿河核电培训。在学习培训的过程中，企业拿出了一套政策，就是员工的收入基本不变，对培训和考核优秀的员工也确保能得到岗位的提升。
停建困惑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核电人和当地百姓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彭泽核电会在一夜之间被叫停。
一方面是日本“3·11”福岛核事故发生，另一方面，与彭泽县隔江相望的安徽省望江县向中央上书。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核安全局受高层委任，曾派出专门的工作组针对望江县所提出的人口数据失真、地震标准不符、邻近工业集中区、民意调查不够公开透明等四大问题进行了一一核查。核查的结论显示，所谓质疑是缘于对相关法规的误解，彭泽核电项目选址阶段的两评报告符合我国核电法规要求，不存在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
去年，国家组织的全国核电大核查也深入彭泽核电现场，重点调查是否有如福岛核电一样具有洪水倒灌或应急水源短缺的问题。结果发现，彭泽核电厂址的海拔高度高于长江水面20余米，地面高度比长江历史最高水位高出近10米，比假想的万年一遇洪水与三峡溃坝的极端事故情况叠加的水位还要高出近4米，不会出现洪水灌入核电站的情况；而核电站在长江的取水口4米水位，而长江即便在枯水期的水位也有近9米，所以也不会有应急水源不足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周大地对本报记者说，两地在地域交界处因核电这样的项目发生分歧，本身就是一种邻避效应，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要干不要在我这儿干”。事实上，对安徽本身来说，建设核电站的期望其实同江西一样热切。望江县沿江下游同属安庆市的枞阳县下王村就被规划为华能高温气冷堆核电的厂址，而望江县本身原来也曾在厂址考察之列。因为江西和安徽一样，自身发展都有能源瓶颈。
在更多的省份，如湖南桃花江和湖北咸宁这两个内陆核电的备选厂址，也都在等待彭泽核电的进展。但业界也估计，在浙江三门核电AP1000首堆运行之前，恐怕内陆核电还很难启动。
周大地也表示，按照全球核电发展的历程，没有沿海能做而内陆不能做的依据，而中国内陆核电被叫停，不是技术准备、装备准备或者实际工程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一个政府决策的问题，是对政府决策能力的考验。
“福岛事件出来后，这么快就叫停全部的核电建设，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仓促的，缺乏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提出‘十二五’内中国内陆核电暂时不上，这些决策的科学依据在哪里？这说明我们政府过去的治理能力上，必要的科学程序和科学过程可能不够完善，”周大地对记者说，“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觉得这是改革里面非常重要的建议。现在中国的资源环境约束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压力比以往预想的更为迫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陆核电的决策能不能提前？或者至少在‘十二五’期间能否拿出一个内陆核电的科学决策程序？”
这片厂区西北方挨着烟波浩淼的长江，东南方临着雾气朦胧的太泊湖。厂址上原有的帽子山已经在此前的万人大会战中被夷为平地。由于工程无法持续，已经修建的混凝土站和沿江码头只有闲置维护，平整的地面上也已长满了青草。如果不是地面中央所插的一块“一号核岛”所在地的蓝色标牌，以及远处依稀可辨的铸铁围栏，你可能不会将这片荒草地与精密复杂的核电站相关联。
理想厂址
在带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参观这块荒草地时，核电站项目部留守的工作人员眼神中无不透露出一丝惋惜。早在1982年国家启动的全国核电厂址普选工作中，帽子山厂址就从众多的厂址中脱颖而出。因为这里地质、地壳稳定，远离地质断裂带，厂址附近取水天然条件和大气扩散条件好，交通运输方便，人口密度低，外部条件比较简单，被核电专家认定为“不可多得的内陆核电理想厂址”之一。
但是，这块地处内陆的核电“风水宝地”一直没有等到真正“风生水起”的一天。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我国决定在经济发展领先的江浙一带和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核电。1984年，我国内地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破土动工。几十年过去，昔日相对贫穷落后的秦山核电所在的浙江省海盐县已经是全国综合(行情 专区)实力百强县，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高达301亿元，而彭泽发展至今的年财政收入还不到1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也刚达到海盐的六分之一。
当几年前准备兴修彭泽核电时，预计核电站预期总投资将达到1000亿元，会成为江西省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所以彭泽人也开始期盼实现自己的“核电梦”。
彭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方柏生向本报回忆说，在三年前的核电前期准备工程的建设期，每天在现场经常性施工的有数千人，这对马当这个只有3000名常住居民的地方意味着巨大的服务业需求。那时候，马当镇上新增的餐饮业有50多家，新增的住宿业有30多家；感觉到当地经济会有飞速发展，还有开发商计划投资建设2家三星级的宾馆。但随着国家叫停内陆核电，这些服务业项目也随之停滞。
确如方柏生所言，本报记者在马当镇走访时也发现，很多挂着饭馆、旅店招牌的沿街铺面都落下了卷帘门。有限的开放铺面内，人们聚在一起闲谈着，似乎在感慨昔日的繁华太过短暂。
维护压力
停建对于县财政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归属地方的每年5000余万元的建安税就此打了水漂。再加上前期投资公路等所承担的负债，方柏生不讳言，核电停建后县财政已经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同样面临财务压力的当然还有核电业主自身。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宏生对本报记者说，整个彭泽核电项目目前已经投入了近30亿元，尽管项目现在停了，但每年的财务费用还在1个亿左右，停工的搅拌站、码头等设备一年的维护费用也近2000万元。
“现在公司运行经费通过股东资本金和中电投集团的委托贷款，所以每一分钱都用得很谨慎。”郝宏生说。
而江西核电当前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坚定职工信心。建设最高峰时，江西核电通过竞聘引来了一批核电精英，但目前的状况却限制了这些人员的成长和才能施展。
为不影响员工士气、防止人员流失，企业不断安排员工到海阳核电、红沿河核电培训。在学习培训的过程中，企业拿出了一套政策，就是员工的收入基本不变，对培训和考核优秀的员工也确保能得到岗位的提升。
停建困惑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核电人和当地百姓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彭泽核电会在一夜之间被叫停。
一方面是日本“3·11”福岛核事故发生，另一方面，与彭泽县隔江相望的安徽省望江县向中央上书。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核安全局受高层委任，曾派出专门的工作组针对望江县所提出的人口数据失真、地震标准不符、邻近工业集中区、民意调查不够公开透明等四大问题进行了一一核查。核查的结论显示，所谓质疑是缘于对相关法规的误解，彭泽核电项目选址阶段的两评报告符合我国核电法规要求，不存在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
去年，国家组织的全国核电大核查也深入彭泽核电现场，重点调查是否有如福岛核电一样具有洪水倒灌或应急水源短缺的问题。结果发现，彭泽核电厂址的海拔高度高于长江水面20余米，地面高度比长江历史最高水位高出近10米，比假想的万年一遇洪水与三峡溃坝的极端事故情况叠加的水位还要高出近4米，不会出现洪水灌入核电站的情况；而核电站在长江的取水口4米水位，而长江即便在枯水期的水位也有近9米，所以也不会有应急水源不足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周大地对本报记者说，两地在地域交界处因核电这样的项目发生分歧，本身就是一种邻避效应，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要干不要在我这儿干”。事实上，对安徽本身来说，建设核电站的期望其实同江西一样热切。望江县沿江下游同属安庆市的枞阳县下王村就被规划为华能高温气冷堆核电的厂址，而望江县本身原来也曾在厂址考察之列。因为江西和安徽一样，自身发展都有能源瓶颈。
在更多的省份，如湖南桃花江和湖北咸宁这两个内陆核电的备选厂址，也都在等待彭泽核电的进展。但业界也估计，在浙江三门核电AP1000首堆运行之前，恐怕内陆核电还很难启动。
周大地也表示，按照全球核电发展的历程，没有沿海能做而内陆不能做的依据，而中国内陆核电被叫停，不是技术准备、装备准备或者实际工程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一个政府决策的问题，是对政府决策能力的考验。
“福岛事件出来后，这么快就叫停全部的核电建设，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仓促的，缺乏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提出‘十二五’内中国内陆核电暂时不上，这些决策的科学依据在哪里？这说明我们政府过去的治理能力上，必要的科学程序和科学过程可能不够完善，”周大地对记者说，“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觉得这是改革里面非常重要的建议。现在中国的资源环境约束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压力比以往预想的更为迫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陆核电的决策能不能提前？或者至少在‘十二五’期间能否拿出一个内陆核电的科学决策程序？”
